一枚硬币的一天

手机闹铃响了两遍。第二遍时，一只手从被子里伸出来，摸索着按灭了它。指尖碰到了旁边的东西——一枚一元硬币，昨夜从裤兜里滚出来的，正卡在手机壳和台灯底座之间。

他叫周明远，四十三岁，在城北一家暖通公司做售后工程师。他捏起硬币看了一眼——2019年的，菊花图案已经有些模糊——然后顺手塞进了外套左边口袋。

小区东门外的报刊亭在这条街上开了十九年。老板姓陈，六十一岁，每天五点半开门，把当天的报纸按类码好，再把塑料凳搬出来。

周明远买了一份《参考消息》和一包红梅烟。总共九块五。他递出一张十元，那枚硬币作为找零回到了陈老板的铁皮盒子里。盒子里还有二十几枚硬币、一个弯了的回形针、半截铅笔头。

一个穿灰色羽绒服的女人在报刊亭买了一瓶水，用五块钱纸币付的。硬币夹在找零里被带走了。她叫什么名字无人知道——只知道她把硬币捏在手心，过了马路，走进了地铁站。

B口外面，一个头发半白的男人坐在折叠凳上拉手风琴。面前摊着一块蓝布，上面散落着几张纸币和一些硬币。他在拉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拉到副歌的地方微微抬头。

灰羽绒服的女人走过去，没有停下来，但在经过时弯腰把手里的硬币轻轻放在了蓝布边缘。动作很快，像是怕被谁看见似的。

手风琴师收摊是中午十二点。他把蓝布上的钱归拢——纸币折好放进内兜，硬币装进一个布口袋。然后走了三条街，拐进城中村里一家没有招牌的板面馆。

一碗牛肉板面，大份，加一个卤蛋。十三块。他从布口袋里数出硬币，一枚一枚码在不锈钢台面上，带着某种郑重——像是在确认今天上午的劳动有其具体的分量。

下午三点多，一个背蓝色书包的男孩走进面馆隔壁的文具店。他要买一支自动铅笔，三块五。他翻遍了口袋，只有三块钱——两张一块的纸币和一些角币。

板面馆老板娘的女儿在文具店帮忙看店。她认识这个男孩，住同一栋楼。她从自家面馆收银台抽屉里摸了一枚硬币出来，"差的那五毛我替你垫了，下次还。"

但她给的是一枚一元硬币——就是这一枚。男孩接过笔和多找的五毛零钱，把所有硬币一起塞进校服裤兜。

放学路上，男孩和同学在天桥旁边的自动售货机前停下来。他想买一罐可乐，三块钱。他数了数口袋里的钱，够了。

投币口很窄。他先投了五毛的，再投了另一枚五毛的，然后是两枚一块的。第二枚一块的就是这一枚。它沿着机器内部的金属轨道滑下去，经过一个电子识别模块——验证通过——然后落入底部的钱箱，叮的一声。

晚上十点，售货机公司的维修工老吴来做每周一次的补货和收款。他打开钱箱，把硬币倒进塑料袋里，大约有三四百枚。他不会去数——回公司会有人过机器点清。

在骑电动车回公司的路上，他经过市政广场。广场中央的喷泉还亮着灯，水柱已经关了，池底浅浅一层水，映着商场外墙的广告。

塑料袋在后座的箱子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。过一个减速带的时候，箱子弹了一下，一枚硬币从袋口的缝隙里弹出来，在车斗里跳了两下，然后从边缘翻了出去。

老吴没有察觉。硬币在地面弹跳了三次，最后一次弹得稍远，滚过路沿，掉进了喷泉池。